“要干好基层工作，尤其是规划拆迁工作，一定要摆脱原来党校教师和机关干部的书生气，尽快‘接地气’。”

这句话本身没毛病，但是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原副镇长李丹却曲解其中的意思，走上了歧途。

在其主管的拆迁工作中，李丹打交道最多的除了村民，就要属商人和老板了。他决定放下“架子”，和老板们“广交朋友”。

这一“交”，“交”出了1160万元的受贿和有期徒刑8年。

伏法！判8年罚80万

“我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穷孩子，经过组织的教育、培养、锻炼走到今天的位置……一个‘贪’字却让我失去了对权力的敬畏……今天站在被告人席上，我感到恐惧、羞愧、痛苦、悔恨，生不如死又无济于事。”

近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李丹提起公诉。法庭认定其受贿人民币1160万元，当庭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

李丹当庭痛哭忏悔。

2012年底，李丹被任命为张家湾镇副镇长，主管规划拆迁工作。

在担任此职务之前，李丹在其他岗位上曾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优秀。到任副镇长之初，李丹也曾立志当一个好官，好好干一番事业。

但2018年6月，李丹就被北京市通州区监察委员会发现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违纪行为，被采取留置措施，在审查起诉阶段，1160万元赃款全部追缴到案。

迷失！猖狂“两头拿钱”

拆迁领域的问题敏感、复杂，之前没有接触过规划拆迁相关工作，让李丹的工作一度受挫。

一位朋友劝他：“要干好基层工作，尤其是规划拆迁工作，一定要摆脱原来党校教师和机关干部的书生气，尽快‘接地气’。”

朋友的一番话“点醒”了李丹。然而，他却是这么“交朋友”的：

和拆迁户老板韩某“交朋友”，看在“朋友”面子上，李丹帮忙在厂房拆迁方面打个招呼。过后韩某送给李丹20万元感谢费。

和福建商人陈某“交朋友”。应“朋友”请求，李丹出面大力协调帮陈某顺利拿到2亿多元的拆迁款。过后收下陈某200万元“辛苦费”。

……

到了后来，李丹越发猖狂。

被拆迁方和拆迁方因拆迁数额僵持不下，都找到李丹重金求助。两方的好处李丹都不想放弃，便想办法以双方都满意的拆迁条件达成协议，最终既得到了被拆迁方的900万元“感谢费”，也得到了拆迁方的10万元 “奖励费”。

根源！非法“协议拆迁”

仅仅因为管拆迁，一个副镇长就能敛财超千万？李丹案的公诉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了三点深层原因：

• 一是权力观严重错位，对法律无敬畏之心，必然受到法律严惩；

• 二是权力过于集中，履职缺乏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 三是商业拆迁补偿政策不透明，补偿弹性较大，为权力寻租提供机会。

拆迁工作涉及重大经济利益，行政权力往往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公诉人提到的商业拆迁，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协议拆迁”。

协议拆迁是指拆迁方未经过征地预审、拆迁许可以及公告等法定程序，直接和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协议的拆迁形式。

协议拆迁主要是由开发商出面主导的，更具有商业活动的特征。拆迁方采用这种形式，往往是为了降低拆迁成本，节省审批时间，加快拆迁进度。

在法律关系上，协议拆迁属于民事协议，协议的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在公平自愿的条件下签订。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纠纷，被拆迁人很难起诉拆迁方。

救济！被拆迁人怎么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土地管理法》对征地拆迁的法定程序作了明确规定。拆迁方私自进行协议拆迁，不履行法定程序，就会产生前面公诉人所说的补偿标准不透明、补偿弹性大等问题，很容易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

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以“腾退”等面目出现的协议拆迁，当事人若果遇到协议拆迁，一定要提高警惕：

首先，要全面了解拆迁的性质和情况，看看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征地拆迁政策。千万注意识别所面临的拆迁是不是协议拆迁，如果是，那签协议就要谨慎。民事协议必须基于双方自愿平等的前提，如果对协议中的补偿数额不满意，就一定不要随意签字。

其次，实践中经常出现还没有签协议拆迁方就违法强拆的情形。如果遇到，被拆迁人要冷静，保证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然后尽量收集相关证据以便后续维权。

最后，协议拆迁的协议是可签可不签的，如果面临着拆迁方施加的压力，被拆迁人可以想办法暂时拖住不签，争取时间去咨询专业拆迁律师。

遇到拆迁，不必慌张，各地拆迁政策不同，且拆迁案件本身复杂，切勿简单套用，建议寻求专业法律的救助，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