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原告某养老院诉被告孙某（受赠人）。2020 年，78 岁的周某因无配偶、无子女，长期独居，身体状况不佳，多次因突发疾病无人照料被送往医院。为保障晚年生活，周某经社区介绍，与当地某养老院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约定 “养老院负责周某的日常照料、医疗护理及百年后的丧葬事宜；周某去世后，其名下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归养老院所有”，协议经公证处公证，养老院还留存了周某签订协议时的录音录像（确认其意识清晰、自愿签订）。2022 年，周某的远房侄孙孙某得知周某有房产后，主动从外地赶来探望，多次向周某表达 “会像亲孙子一样照顾他，让他安享晚年”，周某一时感动，于 2022 年 10 月与孙某签订《房屋赠与合同》，约定将名下房产无偿赠与孙某，并办理了公证手续，但未办理过户登记。2023 年 5 月，周某去世，养老院按协议约定办理了丧葬事宜后，准备办理房产过户时发现孙某已持有赠与公证书，主张房产归自己所有，双方协商无果后，养老院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过程中，养老院提交了《遗赠扶养协议》公证书、3 年来对周某的照料记录（包括每日护理日志、医疗费用支出凭证、丧葬费用票据）、社区出具的 “养老院持续照料周某” 的证明；孙某则提交了《房屋赠与合同》公证书，主张 “赠与合同已公证，具有不可撤销性，应优先履行”。法院审理后认为，遗赠扶养协议与普通赠与合同虽均涉及房产处分，但性质不同：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合同，养老院需履行扶养义务作为对价，且已实际履行完毕；普通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孙某仅享有受赠权利，未履行任何义务。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赠扶养协议的，应优先按照协议办理，普通赠与不得对抗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最终判决涉案房产归养老院所有，孙某需配合养老院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刘颖新律师评议】

本案的核心是 “遗赠扶养协议与普通公证赠与的效力优先性”，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老年人晚年权益保障与财产处分的严肃性。法院判决的逻辑清晰：首先，从权利义务对等性来看，遗赠扶养协议要求养老院履行 “生养死葬” 的义务，养老院已实际付出照料成本（如护理人员费用、医疗费用、丧葬费用），其获得房产是对履行义务的合理对价；而孙某仅通过 “口头承诺照顾” 签订赠与合同，未实际履行任何义务，若支持其主张，将违背 “权利义务对等” 的民法原则。其次，从法律规定的优先级来看，《民法典》明确将遗赠扶养协议置于比遗嘱、普通赠与更高的效力位阶，目的就是鼓励社会组织或个人为孤寡老人提供扶养服务，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这也是公序良俗的体现。对于无直系亲属的老年人，选择遗赠扶养协议比单纯的房产赠与更具保障意义：一方面，协议明确了扶养方的义务，避免 “承诺照顾却不履行” 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公证固定协议效力，降低后续纠纷风险。同时，老年人在签订多份财产处分协议时，应明确优先级，避免因协议冲突导致财产归属争议；若需变更此前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需与扶养方协商一致，不得单方以普通赠与否定协议效力。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