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李老和张老夫妇养育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大儿子李A（李老与前妻所生），二儿子李B和小儿子张C。

2013年5月，李老夫妇分别立下公证遗嘱，表示将自己名下享有的房产份额由二儿子李B继承。几年后，夫妻俩被二儿子李B送去了养老院。

2017年5月，李老和张老二人在养老院与老大李A的妻子小萍签订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主要内容是二老与大儿媳小萍建立遗赠扶养关系。大儿媳小萍负责对二老的生活进行照料及负责身后事的处理。二老将名下享有的房产份额赠与大儿媳小萍。

　　二老去世后，大儿媳小萍拿出遗赠扶养协议要求继承相关房产份额，二儿子李B认为大嫂小萍本就有照顾公婆的义务，不认可遗赠扶养协议。双方争执不下，二儿子李B便起诉至法院，请求二老名下的房产份额应按照之前的公证遗嘱继承。

　　二儿子李B认为，父母立有公证遗嘱在先，大嫂小萍属于近亲属姻亲亲属范畴，没有与二老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资格，该份协议应当无效，并且该协议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父亲的签名是受大嫂欺骗的，母亲没有在协议上签名，只按了手印，手印也不真实。

　　大儿媳小萍辩称，公婆立了公证遗嘱后，二儿子李B就把他们的钱转到了其账户，并且对他们照顾不佳，后来又把他们送去了养老院。由于二儿子李B不尽心照顾二老，他们就选择大儿媳小萍作为扶养义务人，遗赠是二老亲手拟定的，当时还有两名证人在场，真实有效。

　　经司法鉴定，遗赠扶养协议上的签名系李老本人所签。另外两名到场证人也表示，两位老人让其见证遗赠扶养协议，张老陈述协议内容，随后李老在协议上签字，张老表示其手抖，故未签字，就按了手印。

【刘颖新律师评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是小萍作为大儿媳与二老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主体是否适格；二是该协议是否为二老的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二儿子李B认为大嫂小萍作为大儿媳本就对二老有扶养义务，其没有受遗赠的主体资格。对此，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法定扶养义务，但未规定大儿媳对公婆有法定扶养义务，大儿媳小萍也非二老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大儿媳小萍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并无不当。

　　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方和扶养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订立，且是双务、有偿协议。本案的两遗赠人和大儿媳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自愿的，而且是在两遗赠人于养老院生活期间需要即刻照顾的背景下才与大儿媳所订立，大儿媳在此之后也尽到了照顾、供养及为两位老人送终的约定义务。此外，本案遗赠扶养协议虽然名为遗赠扶养协议，实际上也是附义务的遗嘱，即大儿媳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其才能取得财产。所以，本案中，大儿媳小萍是该遗赠扶养协议适格的主体。

　　此外，大儿媳小萍作为约定扶养义务人，其配偶李A作为法定扶养义务人，两人所尽扶养义务不能等同。

　其次，案涉遗赠扶养协议系二老在子女不在场情况下所订立，由协议双方共同签署，并有证人在场见证，当事人意思表达明确，内容与法不悖，当属有效。遗赠扶养作为双务有偿的法律行为，大儿媳小萍已经尽到了协议中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理应获得遗赠。二儿子李B上诉认为遗赠扶养协议存在欺诈，非二老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同时，相关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者部分无效。本案中，二老虽然立有公证遗嘱，但又立有遗赠扶养协议，所以在两者内容互有抵触时，应按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予以处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

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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