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王大爷自幼智力残疾，姐姐王老太作为其监护人，与王大爷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约定王大爷将其名下的一套房屋赠与王老太。签订合同当日，案涉房屋过户至王老太名下。后王大爷去世，侄子王先生在另案继承诉讼中得知上述赠与事宜，故将姑姑王老太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王大爷与王老太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

　　原告王先生诉称，其与王大爷系叔侄关系。爷爷奶奶生育了王大爷、王二爷（王先生之父）和王老太三位子女。王大爷因自幼智力残疾，经鉴定智力仅相当于8岁儿童，在其父母去世后，由王二爷接至家中照顾。王二爷去世后，2017年2月，王老太在瞒着王先生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宣告王大爷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其为监护人。当年5月法院判决后，王老太随即将王大爷接走并送至养老院。2021年，王先生才得知王大爷去世、案涉房屋赠与、过户等事宜。王先生认为，王老太的行为已违背监护人职责，且侵犯了自己作为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故提出上述诉请。

　　被告王老太辩称，其作为王大爷的监护人，已尽到了全部的抚养义务。王大爷作为残疾人，有很多基础疾病，每月只有政府发放的基本生活费，都是自己在承担其生活和看病开销。另，案涉房屋是父母遗产，王大爷长居于此。王先生曾强占案涉房屋用以开办麻将馆，严重影响王大爷生活。在王二爷去世后，王先生甚至提出要与王大爷争夺案涉房屋的继承权，并曾欲将案涉房屋出卖。后经法院判决，案涉房屋才归王大爷所有，王大爷需向其他兄弟姐妹支付的折价补偿款，是王老太代为支付的。王大爷为报答上述付出并防止王先生的骚扰、侵占等，2020年将案涉房屋赠与王老太。在办理产权登记过程中，王老太已向相关工作人员披露王大爷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为其监护人等事宜，故赠与、过户等行为均为有效。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大爷经法院判决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可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王大爷曾经鉴定，其智力相当于8岁，且无法处理缴费、就医等事宜。王大爷应无法理解赠与房产的法律后果、不具备作出赠与价值较高房产的相应行为能力。且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王老太作为王大爷的监护人，接受王大爷赠与的行为，并非为维护其利益，故不应处分王大爷的财产。法院最终判决王大爷与王老太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

　　宣判后，王老太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三、法官说法

　　监护制度系为维护未成年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财产等其他合法权益而创设。现代监护制度在强调监护人职责与义务的同时，也赋予了监护人必要的权利。那么，监护人该如何履行职责？其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时需遵守哪些规定？

　　我国民法典第34条和第35条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权利及履行职责时需遵循的原则。根据上述法律条款，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人身监护、财产监护和法定代理权，同时享有履职过程中发生的权利。由于民法典第34条仅就监护人的职责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故在具体操作中，监护人仍需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精神卫生法等法律中关于人身方面的规定，采取相关行动。目前，立法未明确细分监护人的职责内容，现实生活中诸如隐匿被监护人证件、擅自出租、出售被监护人房屋等行为，难以被追责，如何区分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财产也存在困难。

　　本案中，王老太作为王大爷的监护人，照料其生活起居、保证其日常就医、安排其各项花费开销、代其参加诉讼并履行判决等，都是王老太履行监护职责的体现。那么，如何评价案涉赠与合同的效力？

　　民法典第35条规定了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需遵守的内容，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和“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其中，“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具体到财产监管方面，民法典以该条第一款中“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规定，限制了监护人处分财产的权利。这里的处分，既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如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等，也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如通过损毁、加工等方式使财产价值消失或减损。“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则顾名思义，同时考虑到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此，监护人在采取行动前，仍需考虑被监护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等因素。

　　王大爷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仅可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此外，均需由王老太实施或经王老太同意、追认。王老太以签订赠与合同的方式，“处分”了王大爷的财产，该行为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分析是否为了王大爷的利益，是否符合上述两个原则。

　　第一，案涉合同标的物为房产，价值较高，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尚需投入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去订立合同，而王大爷的智力仅相当于8岁儿童，赠与合同的复杂程度显然已超出了王大爷的行为能力范畴，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因此，王大爷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王老太在庭审中所述的“尊重王大爷的意思，王大爷出于自愿而为赠与”并不成立。

　　第二，王大爷生前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中，并在父母去世后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是王大爷的日常生活保障。王老太与王大爷签订房屋赠与合同，并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取得对案涉房屋所有权，难免对王大爷的未来生活造成影响。因而，该行为并非出于维护王大爷的利益，事实上也没有让王大爷受益，违反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综上，王老太与王大爷签订的赠与合同应认定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