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某法院审理了一起奇葩案件，遭全网疯传。

同一小区的老院里，女儿控诉母亲和弟弟独吞家产，并将其告上法庭。

关于家产纠纷，在中国的家庭里，并不少见。

但绝大多数人觉得“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没有资格分家产。

而这起案例，奇葩的地方就在这里。

血缘上都是一家人，哪有家产只分给弟弟的说法？

再说，还签了房屋拆迁利益分配协议，怎能不作数？

事情的原委，我们从老院拆迁说起。

01 母亲取得百万拆迁款却没分，女儿将其诉至法院

北京某区的一处老院里，住着小悦（化名）一家，母亲穆大妈和弟弟小明（化名）一家。

平日里，几家人经常一起聚餐，互相串门，关系看起来还算和睦。

后来老院要拆迁，三家人就拆迁利益分配签订了一份协议。

协议上面写着：房屋拆迁后所得的全部货币补偿款归三方所有，三方所得均为总补偿款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法院出具了分家析产民事调解书，并载明小悦分了2间房，穆大妈分了9间，小明分了3间。

本来几家人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过着两点一线的安稳生活。

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一大家子住一起也挺幸福的。

然而平静的生活，随着房屋拆迁被完全打破。

穆大妈和小明背着小悦，偷偷和某乡政府拆迁腾退办公室签订了《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得到了数百万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大家想想，这是在北京，如果手握数百万拆迁补偿款，妥妥一夜暴富的人生赢家。

穆大妈和小明沉浸在金钱带来的快感之中，按摩唱K，山珍海味…

没多久小悦发现两人的“阴谋”，数次尝试和其沟通都无果。

这让她越想越不是滋味，痛定思痛下她决定把母亲和弟弟告上法庭。

小悦找到家理时，她明确表示希望以分家析产为由进行起诉，拿回属于自己的拆迁补偿。

不过，家理律师通过小悦手中的协议和民事调解书发现，如果按照当时的协议约定，可以为其争取整体拆迁利益的1/3；

如果按调解书的内容以分家析产为由起诉，只能争取整体拆迁补偿的1/9。

这对当事人来说，极其不利。

我们本想凭借当事人此前签订的协议，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巧用《合同法》为小悦争取利益最大化。

但小悦对于第一次“打官司”是艰难而陌生的，一开始听取我们的意见后立马就反驳了。

为了避免办案过程中“不合拍”的现象，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当事人思想步伐一致。

先是逐一为小悦解答“打官司”需要准备哪些工作，而后讲解我们的办案思路。

经过多次的面谈，小悦最终认同了我们的观点，并决定以合同纠纷的案由进行立案。

1、开展证据收集

房屋拆迁约定协议、调解书、双方沟通记录、家庭谈话录音等多项证据；

2、获得关键证据

在一份录音中获得，其谈话的内容明确指出《调解书》仅作为赵先生家人转户口所用而不是为了分家。

也就是说，这份调解书不具备真正分家析产的意义。

3、调取与调解书相关的全部卷宗

对房屋中涉及的金额、房屋面积等关键数值进行详细比对和计算，经测算发现调解书所计算的面积为老宅一楼和二楼的总和面积。

而在真实的拆迁过程中，拆迁面积仅依照老宅一层面积进行计算，不会计入二层面积。

这种情况下，根据调解书内容是无法算出拆迁实际应得拆迁利益的，更无法作为分配拆迁利益的依据。

庭审中，对方依旧抗辩：“依据调解书，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协议》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应按《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

家理律师从文义解释和证据层面完美推翻了上述争讨。

从文义解释上，先前协议约定的是拆迁利益，并非所有权，后期出现的民事调解书规定的是房屋所有权，二者规定的是不同方向的不同事项，后出现的民事调解书不会影响到我们前期协议的履行，自然也就不构成对协议的情势变更。

从证据层面，家理律师已经整理出详实的证据，已经能证明民事调解书是为了转被告小明一家户口所用，且根据民事调解书无法计算出原告应得的拆迁利益。

最后我方观点赢得了法官的认可，本案经判决结案，法官认定协议对其他被拆迁安置人有约束力，我方获得三分之一拆迁款。

02 房屋拆迁遇到的风险

房屋拆迁，就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相当于中了彩票。

也会有人感慨，“多亏有了房屋拆迁款，我的后半生无忧了”。

可任何涉及财产的问题，都有不少“不法分子”从中钻空子。

本案中，穆大妈和儿子小明还想利用调解书来据理力争，要不是小悦委托了家理律师的协助，保不齐拿不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房屋拆迁补偿。

通过此案，我们还需关注以下两个风险点，避免后续问题产生而得不到解决。

第一，本案以合同纠纷为由进行起诉，对方律师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该如何破解？

所谓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致合同之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而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

结合本案情况，家理律师从证据和法理两方面入手，力证后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情理角度均不构成对履行我方前期所签订的协议产生重大变更，也未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