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这是一个成员复杂的家庭，除了年迈的父母外，还有三个年过半百的女儿、一个非婚生子和一个养子。当父母去世后，父亲生前购置的三处房产使五个子女走上法庭。

北京的王宏老先生和张美女士婚后生育了三个女儿王君、王永、刘王秋。几年后，王家又多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与三个女儿同父异母的非婚生子王兴，一个是从本家亲戚中收养的男孩王宪。

1997年，母亲张美去世了。第二年，父亲王权在京城以自己的名义购置了三处房产。2002年，王权去世。

父母相继去世后，如何分割遗产便摆在了子女们的面前。为此，五姐弟聚在一起协商多次，但都没有结果，王兴的“非婚生子”身份甚至不被二姐王永认可。于是，王兴以其他四姐弟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继承父亲的遗产。

王兴在起诉书中称，父亲留下了三处房产和存款5.8万余元，还有家具、电器若干。他要求继承其中40平方米的房屋或折价款24万元，以及存款1.5万元。

二女儿王永则提出，位于本市某小区的501号两居室是她出资4万元购买的，并进行了装修。1979年，她从东北回京后一直与父母共同生活，主要是她一家人在照顾老人。由于自己对父母照顾较多，应分得遗产的50％。庭审中，王永还拿出了一份1998年4月29日由证明人孙国强替父亲王权代书的遗嘱，上面写着“本人自愿将位于本市某小区的两处房产501室、502室产权无偿转赠给王永”。

而大姐王君等人则认为，证明人孙国强是当时王永家雇用的一个未满18岁的小保姆，这份遗嘱无效。

养子王宪在第一次庭审中，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对养父遗产的继承权。但在以后的庭审中，王宪对自己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反悔了。

另外，原、被告之间打官司争的到底是谁的遗产，是王权一个人的，还是他和张美两个人的？对此，子女们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法院调查发现，张美1997年去世，而王权1998年的年收入明显不足以交纳三处房产的购房款，因此推定王权的购房款另有其他来源，而这种来源无外乎张美去世前夫妻所有的共同财产，或者子女资助，或者其他经济收入。根据各方的举证，后两种可能性均缺乏相应的证据，因此推定争议房屋的购房款来源于王权、张美夫妇的共同存款。这样，购房款中应有一部分是张美遗留的存款，对这部分遗产应由张美的法定继承人王君、王永、王秋和王宪四人继承。王权分内的遗产应由他的继承人王兴、王君、王永、王秋继承（王宪已放弃继承权）。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永提出是她出资购买501室房屋，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不予认定。王永提交的遗嘱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法院认定此份遗嘱无效。王宪因已明确表示放弃对其养父遗产的继承权，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表示反悔，法院不予支持。由于王兴未对王权尽过赡养义务，在分割遗产时可适当少分。王永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尽赡养义务较多，在分割遗产时可适当多分。为便于房产管理和使用人的生活，法院按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对三处房产进行了分割，少分或不分得房产的继承人由多分得房产的继承人给予房屋折价款。

2004年10月，法院作出判决，王永分得一处两居室、一处一居室，同时给付王兴房屋折价款11.5万余元，给付王君房屋折价款4.6万余元，给付王宪房屋折价款1.1万元；王秋分得一处两居室同时给付王君房屋折价款9.4万余元；王权名下的5.8万元存款判归王君所有；家具、电器中，除一台54厘米彩电归王宪外，其余判归王永所有。

刘颖新律师评析：

非婚生子女，即父母在非婚姻关系下所生的子女，与婚生子女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对非婚生子女权益的保护，确保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在继承纠纷发生时，法律提供了多种解决机制，包括协商、调解、诉讼等。这些机制为继承人提供了多种选择，有助于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解决方式。同时，法律也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纠纷，以减少诉讼成本和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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